汉画与砖刻

先秦丧葬制度中,长期相沿成习的活人陪葬制度到了汉代被彻底的废除了,这一残酷制度的被废除必然需要新的更具人文文化意味的陪葬品出现于被改革的坟墓文化中,以石刻为主的汉画便在其间充当了最佳角色,它反映了其时“事死如事生”的重丧厚葬之风,把本来阴森可怖的幽冥世界创造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坟墓文化空间。
例如:建于汉末的山东沂南墓就很能说明问题。在该墓的石刻画像内容中,有描绘墓方生前战线的“攻战图”,有介绍墓主死后祭祀活动的“祭祀图”,有祝贺丰收的“丰富享宴图”,还有“出行图”“午乐百戏图”等,其中最激烈的是攻战图,最肃穆的是祭祀图,而最生动活泼的要数午乐百戏图:此画在构图上没有设任何心点,众多午乐百戏节目均在一个广阔的地面上既分主次而又平列着展开,其中作戴竿戏的、列坐的鼓、钟、磬雅乐者、伐鼓的、作鱼龙大雀戏和作东戏的均系百戏之要目,故做了突出的安排,而飞剑跳丸的、走绳跑马的等类,亦均设在恰当的位子,还有包括金、石、丝、竹、匏、钟、磬除木外八音皆全的小乐队与送酒浆者穿插其间。观者一眼看去,确是呈现了众乐齐奏、百戏杂陈、此起彼伏流动穿插、好一片有声有色喜气洋洋的动人气氛。
除此,墓中还有许多非主题性图画,如在放置棺木的后室之壁面上,刻有“仆人涤器图”“侍女捧奁图”“衣履图和备马图”等,看来该处当是墓主生前的闺房寝室。总之墓主生前乐道的故事、景仰的人物,林林总总几乎把现实生活中千姿百态的物象与想象世界中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都形象的浓缩到了坟墓这个万花筒中。给我们留下了这份厚重珍贵的民族文化宝藏。
沂南墓中石刻画像内容、表现方法、雕刻手段可谓纷繁而丰富,艺术水平也相当的高,但其仅是汉墓中的一个,远非汉画的总体与全貌。
在我们感谢汉代艺术家的同时,千万不能忘记,今天那些精心施拓耐心处理的汉画拓印者,因为我们是通过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来了解认识汉画的,而在实际上,拓片给我们所呈现的已不再是单纯的木刻或砖刻等汉代画像之原貌,确是打着两千多年历史洗礼、天地浸润、人为损伤之烙印的“汉画”了。画中似屋漏痕若锥画沙的金石之味,斑剥残缺之美,龟裂纹里之妙,这些历史的附加,光阴的增值,构成了一个全新的更具博大精深民族文化色彩与邃古悠悠之历史感的“汉画拓片”,比原汉石刻或是砖刻其艺术威力岂不更加震撼人心、耀眼夺目。故其不仅打动着考古的专家学者同时亦为鲁迅、郑振铎等高层文化人士与有识之士的关注。
李桦先生在给“汉画选”的著文中说:“大家知道,鲁迅是非常喜爱汉代石刻艺术的,他曾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搜集保存了大批汉画象拓片……。”“他常认为中国的新兴木刻如能向汉画象石刻学习,可能另辟新境界。1935年鲁迅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倘取之木刻或可辟一新境界。”鲁迅从其大量汉代画象石画像砖的拓片中,敏锐的感悟察觉到,这些看似古老残缺的东西中,依然留存涌动着新鲜的艺术生命信息与光芒。
然而,从彼时至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的版画已由单一的油印黑白木刻,发展到有丰富套色版、木版水印等多种印法与版式的繁荣阶段,但在成千上万的版画阵容之中,亦仅有一两位作者用木刻刀,在木刻板上吃力的模仿雕造一点儿“金石味道”,既然对所谓金石味情有独钟,而又何以不在直接可获得的砖上搞呢,究其原因不在于什么在砖上刻画笨重、曲高和寡等,而在于砖刻的局限性较大,在砖刻创作中很难产生能充分适其“为政治服务”之时的作品,自然,提倡学习汉画怕也是极易被罗织罪名与非议的了。
马达是很重视民族文化传统,古为今用的,尤为注重汉画及其前后之相关的艺术,他多年来积存了以武梁祠为主的不少拓片,很大的“龙门”二字的原拓就挂在其工作室中,在我们跟他学习版画的整个过程中,很少在理论提及汉画的事,但在实际的教学上曾让我用木刻的工具材料来临摹石刻画像。而其本人则是多年来就时而在加工成粗砂纸状的木板上刻画拓印,时而又在石板上石材上雕琢赏试。当其在砖上搞出效果时,如获至宝喜出往外。
马达:是受鲁迅影响很深对鲁迅非常尊重和景仰的人,在其怀念鲁迅《难言的悲痛》一文中写道:“他耗尽了他的精力离开了我们,我们为失去了导师而悲伤,自然规律不允许我们把鲁迅先生叫活,我只将在心里默默的宣誓:‘你的学徒们决不辜负你的辛勤的培植,安息吧,鲁迅先生,千千万万美丽的花朵明天就要在你的墓前开放!’”。
马达对鲁迅这篇情意沉长颇有意味的短文,写于1956年10月,发表于当年“新港”末期上,而他的第一幅砖刻作品“屈原像”完成于1957年端午节以前,因此从文章的写作与发表,再与其砖刻作品问世时间上,不难看出其在撰写回忆缅怀鲁迅先生文章之时,该是已对鲁迅倡导的“或可辟一新境界”,开辟出一朵美丽的砖刻之花,胸有成竹了。
在“文革”之前的几年中,马达又先后完成了“蝶恋花”“杜甫像”等几幅砖刻作品的创作。他穷其后半生的大量时间都花在汉画的探讨,对汉魏以来石窟艺术的研究与对新的砖刻拓片的试验上了。其砖刻作品的数量并不多,但如果要从对汉画的雕刻技法上来看,无论是深、浅,浮雕或是阴刻阳刻及其刀法的锐钝轻重等都做了品评和成功的运用与组合创新。其几件作品的内含与诗情画意不同,风格趣味亦有千秋,但有个共同而明显的特点,即反映着作者那种为了承上启下和创新、能顶的住风雨,耐的住寂寞,在逆境与非意中,依然平心静气、不浮不躁、以及画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与奉献精神,及其忠诚于艺术、忠诚于友谊的高尚情操。(王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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