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申奥功臣 　　　

屠铭德先生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老人，所以当记者在北京奥申委的办公室里见到他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这将是一次不错的采访。但当从莫斯科归来的屠铭德先生听完记者的采访意图后，他肯定而又不失礼节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他说：“从到莫斯科投票到现在，我已经说得太多了。整个北京申奥过程中，比我付出了更大的辛劳和努力的同志有很多 ，成功后他们都躲在了幕后，我却因为自己比较特殊的身份说了很多话，我想自己不能再说了，再说就要脸红了。” 　　　

提到将自己列进申奥功臣的行列，屠铭德先生认为是坚决不行的。他说：“我算什么功臣，要说真正的功臣，你应该去采访何振梁先生，他七十多岁的年纪，在申奥之前为了北京的成功跑了那么多的国家，多么不容易啊。你还应该去采访北京市的刘敬民副市长，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北京的申奥中，这才是真正的申奥功臣。北京申奥过程中，还有很多人称得上功臣，我同他们所付出的努力相比，太微不足道了。” 　　　

屠铭德先生表示，自己实在不想在这种“热闹”的背景下再接受有关宣传自己采访，如果记者有兴趣，他欢迎记者过些日子到自己体育总局里办公室来做客，那时自己将如实“陈述”。

战斗在第一线的体育外交家 　　　

由于屠先生申奥成功前后在媒体中的频繁曝光，让记者的脑海中对于他说的一些话和介绍的情况有一些记忆。现在回想起来，屠先生的话语中，更多的是对北京申奥成功现场情况的描述以及对于别人努力工作的介绍，几乎从来没有提起过自己到底为北京申奥作出了什么贡献。其实每一个熟悉北京申奥过程和中国体育外事工作的人都知道，作为国家体育总局对外联络司的司长，屠先生在北京同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接触过程中一直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熟悉中国体育界的人都知道，在国家体育总局里有四位著名的体育外交家——何振梁、楼大鹏、魏纪中和屠铭德。他们几位长期活跃在我国体育外交的最前沿，为提高中国体育的国际地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屠铭德先生作为他们几个人当中惟一一个还未退休，仍然战斗在体育第一线的人，这次在北京申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即使他自己不说，也是可以想见的。

1972年就进入当时的国家体委国际司工作的屠铭德，一晃就已经在中国的体育外交战线战斗了将近30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十年的外事工作让他和不少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都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这些朋友喜欢中国，敬佩中国体育。其实北京申奥的最后成功，正是来自于像屠铭德这样的体育外事工作者长期不懈的工作，这些工作也许琐碎，但中国体育国际地位的提高与此密不可分。 　　　

从莫斯科归来后的几天里，组织决定给所有参加莫斯科投票的同志放两天假，但屠铭德先生在这两天却根本没有得到什么休息。不少他的国际友人在得知北京申奥成功后，特意到北京来向他祝贺，本应该休息两天的屠先生竟然成为了一名“接待员”，这代表着一种友情，又何尝不是一种工作呢。 　　

和蔼可亲的好领导 　　　

在体育总局机关中，不少工作人员一提起屠铭德先生都会说，他是一个和蔼可亲、没有什么官架子的好领导。不少外联司的同志都说能够在这样一位领导的手下工作，自己所干的每一件工作都是愉快和值得高兴的。 　　　

其实，当记者第一次在电话中提出采访要求时，他就已经不准备说些什么了，但出于礼貌和尊重，他还是将记者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认为这样是对记者的一种尊重。他在表示歉意的同时，一再和记者约定，希望过一段时间能够到自己的办公室来再次做客，到时候自己会尽力满足记者的采访要求。 　　

他还说，自己今年已经59岁了，按照国家规定，在体育第一线还能再工作一年。但申奥成功，给自己提供了一个为体育继续工作的机会，自己要好好想一想今后的七年如何为北京奥运会工作。 　　

投票的一瞬，我的眼睛湿了 　　　

记者问：“宣布北京获胜的那一瞬，您到底哭了没？”屠铭德先生回答说：“我没有大哭，但是眼睛湿了。”记者又问他：“八年前的蒙特卡罗投票，您也在现场，当时您哭了吗？”屠先生坚定地回答说：“我没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他说，眼泪是为了欢庆准备的。 　　　

因为工作关系，记者可以用很多种称谓来称呼屠铭德，比如“屠司长、屠秘书长……”但记者自始至终在同他的交流中只用了一种称呼——屠先生。因为与这样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交流，“先生”既代表着彼此之间没有距离，更代表着一种尊重。同时，记者也没有忘记自己和老人的约定，过些日子到他的办公室再次做客，因为我知道这种约定不是客套，而是发自真心

屠铭德 　　　

1942年出生。1972年进入国家体委国际司。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对外联络司司长、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北京奥申委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