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一般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对中国官员面对记者时的印象都是有点僵硬，更多的时候是沉默。由此7月13日的莫斯科，中国奥申委代表团陈述多少会显得有些别开生面。这种别开生面显然不在于中国官员是否能把外语说得更流利。

“这次申奥让领导们都意识到，一定要开口说话，有一个积极的回应。”当记者在北京奥申委采访时，一位官员介绍说。

开口说话并不是那么容易。不过，一些偶然事件倒是开启了申奥工作人员的思路。 　　

今年2月，国际奥委会评估团来京考察。陈述人之一王生安恰巧在此时喜添贵子。宣传部将这个小消息登在了专门给奥委会委员看的通讯上。2月24日，就在王生安为评估团陈述奥运会安全保卫主题之前，评估团团长维尔布鲁根突然暂停会议，特地对王生安说：“祝贺你有了儿子。这么重要的时刻你没有陪伴在妻儿身旁，我们很感动。不要紧张，我们相信你能陈述好。”北京奥申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明说，这个细节所引起的轰动效应是他们当时根本未曾预料到的，后来，这些人性化的“小玩意”打动了委员们，也让大家开了窍。 　　

张明坦承，在如何宣传今天的北京上面，像这样的开窍并不总是那么自然。张明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给奥申委委员发放的宣传品上，有人主张登上我国成功发射火箭一类的消息，以显示国力日益强盛。“对需要给中国投票的委员们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显然不是这些。”今年2月，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到北京考察时，有人曾主张登一篇领导人的讲话以示欢迎，讨论的结果还是以一封朴实自然的欢迎信的形式出现。这些变化，总包含了许多人的努力。 　　

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中国运动员都是被关在一起集中训练，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的一群人。宣传部的另一位工作人员章文舟告诉记者，于是，在介绍中国体育明星时，他们特别强调这些运动员们作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面。为了做伏明霞的人物专访，《申奥专刊》的摄影师跟着伏明霞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上课，拍下了伏明霞作为普通大学生真实的一面。而在报道李宁的时候，选用了李宁在国际体操比赛当裁判、“李宁”牌体育用品商店的图片以及李宁与儿子的合影。 　　

1993年北京申奥时，曾从中央乐团少年合唱团选出12名少女组成合唱团专程到蒙特卡洛演出。8年之后，这些当年一路哭着回京的小姑娘有的在东北，有的去了泰国。宣传部把她们全部召集到北京，重新录制了磁带、光盘，寄给奥委会委员。国际奥委会负责新闻的一位官员当年在蒙特卡洛见过这些小姑娘，他告诉北京奥申委的工作人员，寄过来的这些东西让他想起当年那12个可爱的小姑娘，忍不住“热泪盈眶”。这种真实、自然而符合人性化的宣传风格得到了良好的反馈。马可·波罗的后裔从意大利写信来表示支持北京；卢森堡大公也来信赞赏北京的宣传。 　　

我们有了一些招术，但开口之难，依然存在。不是开口的难，而是开口说什么。专门负责境外记者采访的赵京庆说：“西方记者最爱提的问题无非集中在‘人权’、‘法轮功’这些问题上，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回答的。有些问题你直接面对它，回答之后，反而可能会让他们增加对我们的理解。”比如一国外女记者在采访刘敬民时，第一句话劈头就是：“I don't' think China deserves it.”(我认为中国不配申办奥运)。在她看来，总体并不富裕的中国不应该申办奥运。结果刘敬民不急不躁地回答说，奥林匹克运动不是富人的权利，它属于全世界。女记者后来也承认，刘敬民的回答很有说服力。 　　

张明的主要任务是向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介绍北京——50%以上从未到过中国，其余的也大多是七八年前来的。“跟他们打交道，不学会用一些新的方式、新的语言肯定是行不通的。”张明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就是在揣摩这些委员们的心思，想着如何能打动他们，怎么能让他们把手中的一票投给北京。”争取这一票，必须采用的方式是用世界通用的“语言”包装我们的诉求。 　　

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政治问题”是西方记者很愿意“打”的一张牌。张明说，我们的策略是淡化政治色彩，抓住奥林匹克运动超越国家、民族以及政治之上的精神实质，尝试着使用一种轻松、自然而富人性化的语言同世界打交道。负责接待外国记者采访的工作人员赵京庆认为，奥申委此次对待国外记者的快速反应特别值得一提——只要提出采访申请的，尽量在最短时间内安排，对记者要去哪儿采访、采访些什么，基本没有限制。“这在以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包括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国际知名新闻机构的记者都曾到奥申委采访过。张明说：“我们的策略就是，让这些记者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摄像机去拍，用他们自己的声音替我们说话。” 　

去年，奥申委曾举办了一个“中外摄影家聚焦北京”的活动。来自24个国家的70多位资深摄影师来京拍摄。起初以为只会被指定在天安门广场之类拍照的摄影师们发现，到了北京之后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选题、在街上随意抓拍。不少摄影师回国后在当地的媒体自发地发表了自己的作品并附上一些感想，客观上也替北京申奥做了不少工作。一些摄影师对奥申委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能请我们来，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态度。”许多记者来到北京后的反应是：中国和我们以前所听到的、看到的不一样。 　　

在申奥过程中，工作人员对记者的询问要在第一时间内有反应。在莫斯科揭晓前夕，每天都会冒出许多种说法。一次，一国外记者打电话来，说在某报纸上看到北京已经有多少票胜券在握的消息，要求核实。工作人员立即澄清了这些传言。“有什么消息，不如直接告诉记者，否则有些人就会根据臆测、小道消息和各种各样的传言来发新闻，那样适得其反。”CNN的记者告诉工作人员，“我们意识到了你们这种变化。” 　　

应该说，这次申奥成功是北京用“世界语”方式接近世界的开始，对于8年后的奥运而言，它意味着一连串接踵而来的巨大变化。